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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文化遗产热与中华文化复兴楼盘网

发布时间:2019-10-18 16:28:21 阅读: 来源:盆景厂家

当下的文化遗产热与中华文化复兴

——兼谈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问题

发布时间:2014-10-24作者:傅 斌来源:未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逐渐形成了文化遗产热。比如各地风起云涌的申遗热中,我国已经连续十余年成功申遗,从一个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较晚的国家,成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数量坐三望二的文化遗产大国,更有越来越多的遗产地等着进入候选名单去排队申报;比如考古热,新的考古发现不仅会引起媒体关注,甚至年年都有考古发现引起各界的争相围观和广泛讨论;再比如博物馆建设热,博物馆数量快速增长,新馆建设规模空前,不仅各省级博物馆基本上都重新改扩建了一轮,各行各业也随着遗产意识的觉醒,纷纷建起各式各样的专题博物馆,不少在设施和条件上放在国际上看都堪称高大上,尤其是近年来民办博物馆迅猛发展,在新注册博物馆数量上已经开始超过公立博物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收藏热,据有关机构公布的信息,全国有数千万人从事收藏,导致文物艺术品价格飙升,香港、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重要的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并大有后来居上之迹象。这些现象,加上公共史学热、国学热等,似乎消失的历史与传统正在快速苏醒并重新回归我们的生活。

中国既是文明古国,也是个好古的国度,祖先崇拜文化传统浓重,很早即以神话传说、文献记载与文物典章等方式记录历史,褒贬道德,规范行为,助推社会与文化建设,相应地,对古代遗产不仅有着普遍性的兴趣,而且往往和新朝新政的政治合法性、道德文化建设等紧密相关。但是应该说,在我们的传统遗产观念中,存在着一种重功能、轻本体,重传承、轻保护,重观念、轻理路,重无形(非物质遗产)、轻有形(物质遗产)等文化倾向,因此,尽管历史遗产在族群认同、伦理教化和文化演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并未走上科学认知与发展之路。西学东渐之后,我国才开始从科学和法规角度处理民族遗产,重心渐渐转移到文物古迹等方面来,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考古、博物馆和文物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探索,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渐渐从皇家贵胄、文人雅士、专家学者的国之重宝与文玩雅学进入大众化的文化遗产时代,形成全社会的文化遗产热,表明整个社会与文化对文化遗产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接通了其与古希腊和罗马文明联系的电源,在助长其走出神学的中世纪、走上科学与工业化发展之路上居功甚伟,并最终开创了西方文明近现代的辉煌,那么某种程度上,当下的中国文化遗产热似乎也可以看做是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和前奏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正在通过兼收并蓄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创新,贞下起元, 实现涅槃与重生。

欧洲文艺复兴当然也不完全是希腊与罗马文明的复活,重新认识古典文明主要是让欧洲人认识到神学世界观的狭隘性,而纵向地重识历史及横向的海外扩张,更是极大地拓展了欧洲人的视野和思路,助其在科技与文化两个方向上不断探索。就文化一域来说,除了文艺复兴接通了其自身的古代电源,自觉地接续希腊罗马文明成果之外,其实它也承认两河、古埃及文明的辉煌及其和西方文明的关系,包括阿拉伯、印度、中国、新大陆诸文明,尽管欧洲文明与其不乏误会、歧视、冲突以及血淋淋的征服等教训,其实欧洲文明也同样汲取了这些文明的很多成果。比如东来的印刷术就曾经极大地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进程。而在欧洲内部,从文艺复兴发源地意大利,到海外扩张急先锋的葡萄牙、西班牙,再到启蒙运动的英法以及新教和工业革命的英德,以及接过了西方文明旗帜的美国等,启蒙与探索的火炬不断接递并持续注入新的内容、一波一波波澜壮阔不断向前。因此,西方文明能有今天,是数千年人类文明集大成的结果,而且是具有极大的包容性的。

由此看来,中华文明的复兴,也必须具有更开放宽阔的胸怀。首先一个就是要处理好自己的历史遗产,再一个是立足现实探索自己的科学发展之路,还有就是兼容并包并能够有一个非常强健的胃口来吸收和消化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处理好古代遗产对于中华文明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民族文化丰富多样,并是在面临西方文明挑战的形势下谋求当下的生存与未来的发展,因此既需要向历史学习,也需要向以西方为代表的其他文明学习,更需要向现实与未来学习,同时因为文化复兴并非文化复古,需要以科学态度科学理论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传统遗产,汲取精华,弃其糟粕,以增强自身合理应对现实和把握未来的能力。

尽管从观念上说文化遗产的概念古已有之,但是应该说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此一概念在时空与内涵上有了新的拓展和深化,而相关的实践也逐渐成为全球性的与个体和群体身份、政治、文化、经济等密切关联的社会性运动,除了传统的文物古迹,又发展出与自然有关的文化和历史景观(如我国的庐山、泰山等),以及体量巨大的线性遗产(如我国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大运河等),纳入了工业遗产(如我国近现代在民族工业发展工程中举足轻重的大型厂矿、设施等),二十世纪遗产(如我国人民公社时期、文革时期的遗存等),以及人类活动、习俗、口传心授的一些专门知识等无形遗产,更逐渐形成了全民参与的社会性遗产保护与分享、利用等活化运动,在法律法规、机构机制和社会实践等方面开出新的天地。

2008年国际学术界曾经爆发对遗产定义的大讨论,当年的世界考古大会上也曾设专题探讨遗产的定义问题。不仅说明了遗产概念的动态性发展,也体现了这一社会运动方兴未艾,以及全球化时代人类记忆、文化、认知版图的重构与任重道远。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常的说法, 遗产是历史的馈赠,今天我们与其共存,未来应该将其传诸子孙 (Heritage is our legacy from the past, what we live with today, and what we pass on to future generations)。准此,文化遗产不应仅仅是科学研究的资料,旅游、拍卖等可以开发的经济资源,或者普通市民乔尔布亚式怀旧情调的寄托,遗产的资源化理念与实践既然已经广泛渗透到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那么也需要学术界、理论界从公共遗产学的角度探索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传统的遗产领域中出现了公共考古学、新博物馆学等更加注重服务公众与社会的学科分支,更多学科也开始关注和研究文化遗产相关问题,形成了诸如遗产经济学、遗产旅游学、遗产法学、遗产管理学(或者文化资源管理学)等新的分支,并正在形成新的更具综合性的文化遗产学科(cultural heritage studies)。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毫无疑问是个文化遗产大国,各类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价值重大,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实际上还是个文化遗产实践上的弱国,以及理论与思想上的小国。我国现代文物和遗产工作起步较晚,尽管发展较快并取得骄人成绩,但是仅从数量上来说,我国博物馆从改革初期的800余座快速增长到4000余座,但在数量上不仅和博物馆第一大国美国的40000余座相差遥远,而且仍落后于日本等发达国家。我国从事考古与文物保护的专业人员不仅在数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每年开展的发掘和维修工作量差距更大。比如我国每年批准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大约1千余项,而日本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超过1万项。在理念、理论与方法上,无论是比较成熟的考古与博物馆,还是现代文物保护管理,基本上以从西方引进为主,一些建基于中国遗产特点和国情的实践与理论探索,也难以与国际同行对话。比如文物维修中的修旧如旧、有形与无形遗产有机统一和更新等东方原真性理论,也是通过奈良宪章(日本)和会安宣言(越南)等,才渐渐为国际社会所知晓和理解。

近年渐渐形成的遗产热总体来说是好事,但是其中很多现象也需要我们冷静分析理性对待,因为遗产既可以是信息和知识的载体,民族自信心的源泉与发展的资源,也可能成为争论的由头,利益冲突的导火索乃至走向新生活的包袱。因此,遗产工作重要且繁难,遗产必须经过科学而系统的整理、研究、挖掘、利用,才能真正转换成发展的资源。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尊重和保护为前提,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为手段,以严格规范的管理为保障。这些对我们当下的文物工作和遗产学科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华文化的这次复兴是波澜壮阔的。十九世纪末李鸿章等曾慨叹中华文明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这变局不仅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救亡图存与涅槃更生,也是对西方文明挑战及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的回应,实际上也是一次新的全球文明的轴心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正面临着一次新的现代性启蒙。西方文明唤醒了全球化进程,但是,无论对于自然还是其他的文明,西方文明总体上采取蔑视乃至征服的姿态与价值取向,主要关注的是自我需求与文明的扩张,因此,我们需要对全球化有一次内在的消化。新的全球化文明需要对包括自然在内的全部人类遗产进行一次重新的认识和评估,通过不同文明的对话达成处理历史与建设未来的更加科学合理的文化进路。

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中华文明曾经对西方文明采取了极其矛盾的心态,学习与抗争兼具,而对于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也一度是采取连同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的极端做法。其实就中华文化复兴来说,除了面向现实的不屈不挠的探索,如何应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以及处理自我的历史遗产,实际上是两个关键性因素。这提醒我们应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处理遗产。除了继承尊重历史、敬畏自然的优良传统,更应该放开眼界,汲取西方科学的理性精神。文化遗产工作的中心就在于传承文化,建设文明。因此,文化遗产不仅是专家研究的对象,公务人员的事业,其保护利用与传承也应该转化为大众参与的日常实践。中华文化的复兴不仅应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中国遗产的独特性,中国遗产与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关系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必须走出一条能够贯通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科学传承与发展的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中国道路,在遗产实践和遗产理论及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中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来。

应该说,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我们完全有条件将中华文化复兴与人类文明新的轴心化事业做得更好。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有能力不仅是唤醒和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与自然遗产,而且也已经充分认识到自然与文化多样性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信息、知识、观念的传播交流与科技的进步,也为不同的文化与人们相互理解、学习和探索以更加包容与理性的态度和方法相互共存、与自然共存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人类有能力在充分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重构全球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与物道主义,建设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型生态文明。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遗产事业和中华文化自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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