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个人值守的战场

15个人值守的战场

上周三下午，室外气温直逼40℃。当记者找到位于逸仙路566号的“120”市北分中心的逸仙路站点时，感到有些意外：设在轻轨3号线高架下的这个急救站点，附近没有任何医疗机构，与之相邻的是高架下的停车场和97路终点站，要不是门口停着的120救护车，大多数人会误以为这里是停车场的管理办公室。 　　而就在这个简陋的站点，15个工作人员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遇突发情况第一时间赶到，为周边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一顿饭要分几顿吃 　　“在全市116家站点中，我们这里是唯一一家不靠近医院的站点。”41岁的李智贤医生是这里的“老法师”。他告诉记者说，4年前的6月份，为了缩短周边居民的急救服务半径，在周边医院无处安身的情况下，多方协调后辟出了一半的停车场面积建了站。 　　“这里的条件可能在全上海站点中算是最简陋的。”已做了7年120急救医生的李智贤说。不靠近医院，意味着站点人员失去了吃饭的食堂。尽管站点里配了冰箱、微波炉等，但15个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带饭的。“吃饭只能乘急救空隙，就地解决。好在大家都习惯了，忙时一顿饭可能要分几顿吃。” 　　李医生说，更让人担心的是，站点门口道路狭窄，稍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拥堵。所以，既便坐在站点里休息，李医生也会不自觉地朝窗外张望。“必须确保第一时间出车，它可是老百姓的救命车啊！” 　　 一专多能担子重 　　“小区里，有一个老人晕倒了。”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李智贤医生和驾驶员、担架员组成的三人小组一起冲上了救护车。 　　驾驶员邹继东是李医生的老搭档。尽管急救车上都配有GPS定位系统，但邹继东很少用它。“他心里的一张‘活地图’省时又管用，哪条路上的红绿灯最少，小区的大门开在什么方向全装在他心里。”李医生对小邹的车技赞不绝口。 　　转眼间，便到了患者身边。李医生蹲下身子，打开便携式心电监护仪为老人检查，紧接着开通静脉通道，为患者打针输液……一切就绪后，“三人小组”与患者家属一起将老人抬上了担架，直奔附近的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 　　这头刚完成了急诊病人的交接，那头新指令又来了：曲阳路上有一起出祸，2人受伤……止血、包扎、固定，考虑到当时正值急救的晚高峰时段，李医生根据“一重一轻”的伤情，决定同车运送两个病人。 　　当天回到站点时，已临近晚上8点，李医生和他的团队已工作了整整12个小时，出车15次。他说：“医院急诊科是一个团队，120急救医生则必须一个人面对一切。在一个人的战场里，你必须是全能型的选手：打针要一针见血、心肺复苏是必须、骨折要会就地固定，甚至还要会接生……” 　　 流汗不是夏天“专利” 　　在李医生和他的同道看来，急救医生既是一个技术活，也是一个体力活。在急救任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运病人。生活条件好了，肥胖的人也增多，急救车几乎每天都会遇到一个200斤以上病人。“对急救人员来说，流汗的日子不仅是在夏天，而是每一天。”超过20公斤的心电监护仪、装有插管器械的药箱至少5公斤，都是出车必备。连轴转时，若是接连遇到没有电梯的老式公房，急救人员的体力消耗可想而知！ 　　“讲出来也许有人不相信，我们急救医生从来不带伞，也不穿雨衣。”望着不期而至的雷阵雨，李智贤说。为什么？“因为出车在外，抬担架是必须的，除了身上背的，手里拎的，哪还腾得出手撑伞，哪还有时间容你穿上雨披。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急救医生就是风里来雨里去。起初还不习惯，淋了雨后会感冒，时间久了，也就适应了。” 　　120急救医生没有节假日的概念，脑子记住的永远是“2天白班、2天夜班、2天休息”的翻班。“也许是我运气不好，做了7年的急救医生，竟然每年大年夜都轮上夜班。好在家人也慢慢习惯了。”李医生说。 　　 期盼有一个固定搭档 　　120救护车，在医生眼里，是提高救治成功率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院前急救。在上海市民心目中，它就是“救命车”，“叫得应”自然应该是最基本的。然而，当近年“120”出车次屡创新高时，不时地传来“120”也面临急救的声音——急救医生招不到、留不住！ 　　41岁的李医生告诉记者说，自已属于“半途出家”，到“120”做医生是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那年，他离开江西农村，第一次来到大上海，成为崇明长征农场职工医院的一名医生。当时农场有2万多名职工，医院还送他进修、培训，很快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外科医生。在那里，他有了自己的小家。 　　2007年，他面临着再次选择。身处远郊的他，决定到上海市区去做一名急救医生。“这决不是一时的冲动。我当时就对‘120’的辛苦程度有了心理准备。”他说。尽管如此，李医生最初还是有些不适应：体力、脑力并用，加上不确定的急救环境、对象，也一度让他身心疲惫。李医生说，也许是自己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缘故，再加上外科医生的经历，让他很快适应了。 　　这几年，身边的同事越来越“全国性”，从东北到海南。可年轻人来了一拨又一拨，走了一批又一批。“在我们这里，做满5年就是老同志了。”李智贤至今未出现诸如腰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因为他始终按规范操作，如抬担架时，腰直、手直，才避免了腰肌劳损。 　　面对患者家属的抱怨，李医生说自己早已习惯将委屈放在一边，从不解释，救病人是最要紧的。自我心理调节，加上换位思考，心态调整好了，心不累了，工作起来自然也舒畅了。 　　三年前，李医生把家从崇明迁到了市区，女儿也读初中了。家里需要他，病人需要他，“被需要，有时也是一种幸福。”他现在最想要一个固定的搭档，彼此间配合默契，急救的效率也可能会更高。 　　本报记者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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