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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湖南民政厅长因病请假两次报纸刊登启事【消息】

发布时间:2020-09-15 12:15:17 阅读: 来源:盆景厂家

1931年5月1日,《大公报》有关于曹厅长因病请假的启事。

1931年5月16日,《大公报》曹厅长续假的启事。

民国时期长沙市政府全体职员游岳麓山在爱晚亭留影。胡滔滔供图

8月,因为孩子放暑假,不少公职人员选择在这时休假。他们计划自己的年假,精打细算、辗转腾挪,想要尽可能地延长难得的假期。年假,成了一年的念想,也成了一年辛勤工作的动力。

没有年假、没有黄金周的民国时期,想要拼凑出一个长假是不易的。公职人员的事假、病假,程序规范、严格,甚至要在报纸上刊登告示;在正常节假日里,如何腾挪出一个自由的长假,是一件费脑筋的事情。

政府官员请假需要登报公示

民国时期的政府职员,并不像电视中看起来那么随意、自由,可以随时休假。请假并不简单,程序规范,手续甚至算得上复杂。《国民政府职员请假简则》中规定:“简任官员请假在四十八小时内者得由主管长官核定,逾四十八小时者须呈常务委员核定。”除了请示核定,有时还需要登报,告知相关人士,官员生病或者有事,都广而告之,除了是一种交代,大概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吧。

1931年5月1日的《大公报》就刊登了时任民政厅厅长曹伯闻的请病假启事,曹伯闻因感冒,“精神欠爽”,请假两个星期,“藉资调养”,厅务交由第一科长黄逸群代行。登报是为了告知与他有业务往来的人员,还特意点名各县长、公安局长、水警总队长。启事很短,却将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想来,曹伯闻应该可以有两周休闲的时光了。不过,两周以后,曹伯闻并没有痊愈,所以需要继续请假,5月16日的《大公报》,曹伯闻再次刊登了请假启事:“曹民政厅长伯闻,原拟昨日假满,销假视事,适因病尚未全可,故特函省府,自昨十五日起,再续假两星期。”启事中不无愧疚之情。

按照《国民政府职员请假简则》的规定,职员因病请假,需要医生证明,每年有三个星期的病假。逾期还可以用事假抵销,事假抵扣完毕,才会按日扣薪。如果患了重病,得到长官的批准,可以延长五个星期。而对待无法治愈的职员,会残忍地劝退,或者直接派人代理。

职员的事假,一年只有两个星期,但是相对于病假,事假弹性较大,“如遇特别事故”,则可以便宜行事。因公事出差,虽然时间不受限制,但是也必须请假。假期不够时,必须续假;不续假,擅离职守一个星期以上者,会被撤换掉。

1930年1月24日,被称为“清廉将军”的曾继梧,刊登了一则“续假三周”的启事。曾继梧因公到上海出差,请假一个月。一个月后,公务尚未完毕,发电报给省政府,继续请假三个星期,顺便推荐了张恪维为统计教员,呈请“川资”。

婚丧,在中国的传统里,属于人生大事,所以,在婚丧假期的处理上,休假也更加灵活和人性化。《国民政府职员请假简则》中,没有规定职员婚丧大事具体休假时间,而是模糊地“给假若干日”。职员提前向政府或者长官请假,长官在给予假期时,会充分考虑职员归家路程的远近,在路上花费的时间,酌情给予若干假期。按照规定,任所离家的远近,决定这假期的长短,一两个月的婚丧假是非常正常的。1939年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布的各级公务员请假规定,将婚丧假期规范起来,婚假14天,父母丧14天,妻丧或者夫丧,10天假期。

“服务满十年者,可准休假十二个月”

1925年,国民政府第一次将机关学校的节假日明文公布,放假时间为:一月一日,放假一天,南京政府成立纪念日;一月二日、三日,新年放假两天;三月五日,植树节放假一天;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放假一天;三月二十九日,纪念黄花岗烈士殉国纪念日,放假一天;五月一日,世界劳动节,各公私工厂放假一天;十月十日,国庆节放假一天;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生辰纪念日,放假一天;阴历岁首放假三天;阴历四时节令及清明重阳放假一天;礼拜日放假一天。新旧之间的节假日,有西方的节日,也有对孙中山的纪念,当然还保存着对传统的遵循。假期不算少,不过假期分散,最长的假期也只有三天,而且请假制度严格,在节假日,来一场远距离旅行,或者回一趟老家,时间捉襟见肘,从节假日中腾挪出一个小长假,几乎是件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国民政府职员请假简则》中,有一条规定,能够弥补职员没有长假的缺陷,“职员完成一年任务,经上级认为勤劳称职者,准给休假一月,服务二年以上绝少请假,经上级认为勤劳称职者,准假二至三月”,假期内薪水照发。一个漫长的假期,无疑是对勤劳者最好的奖励了,不过,关于勤劳的界定完全凭上级的主观,实行起来,难免有不公平之处。

1947年,公务员请假的办法再次作出调整,总体上,各种休假的时间有所增加,譬如,事假每年合计准给3星期;病假每年合计准给4星期,而曾经作为勤劳者奖励的长假,在这时成为了一项制度,判定标准变得具体起来:“公务员平时请假,未超过规定期限者,服务满三年时,准休假3个月;满五年时,准休假6个月;满10年,准休假12个月。”休假期间,照常领取工资。除了假期的激励,甚至还有金钱的奖励,“一年内未请事假、病假者,至年终给一个月奉给的奖金”。这项标准,远比1925年的规定“服务两年以上,绝少请假”的条件容易达成得多。从法规来看,大多数人都可以根据服务时间,享受漫长的假期,不过,实际上并没有很多人能够真正享受这假日时光,一是因为战乱不断,生活艰难,人们无心去游山玩水;二是因为该法规原本有些脱离实际,职员长时间的休假,政府运行成本太高,所以,这种长假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存在于法规之上。

女性产假:8个星期产假只停留在纸面

对于职业女性而言,时间最长也最为重要的,大约就是产假了。湖南女性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为女性产假大声疾呼。1926年12月,就有来自全省的35个妇女团体,在长沙参加集会,喊出“女工生产前后应该享有两个月产假”的口号。第二年,在长沙召开了湖南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正式提出这一主张。各地女工的呼声很快得到了政府的回应,1929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颁布《工厂法》,规定“女工分娩前后,应停止工作共8个星期”,而且“工资照给”。法律适用范围是“凡用汽力、电力、水利发动机器之工厂,平时雇佣工人三十人以上者”。

女教员与女工同享受两个月产假

在《工厂法》还未颁布之前的12月4日,湖南桂阳县县立女校即将分娩的女教员何凰,得到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女工生育期内可以休息六十日的消息,很快呈文桂阳县县长钟毓英,“凰分娩在即,于前星期一日请假,所有担任课程,业托刘基道君代理,查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内,有女工有生育期内,应休息六十日……”何凰的呈文,辗转教育局、教育厅,直达教育部,并在12月4日的《大公报》上刊登出来:“该女教员何凰,分娩在即,确系实情,惟本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议决案,该案纯指工人,不知教员可否与工人同一待遇,恳予核示。”湖南教育厅在报纸上向教育部的呈请解释,更像是为了取得舆论的支持,不知道这一请求是否得到了肯定回复,不过,在随后颁布的《工厂法》中,关于女工产假的规定,将女工们要求的两个月,改成了8个星期,而女教员并不在法律适用范围之内。

不过,湖南的女性似乎没有停止争取产假权利的步伐,1930年1月21日《大公报》刊登了另外一则消息,“女教员请假两个月,教厅照常给薪”,市政筹备处长余籍传呈文教育厅,长沙市立十三校的一名女教员,因为分娩请假两个月,恳请教育厅“援例照常发给薪资”,“核与部令相符,应予照准”。可见,在湖南,女教员已经被纳入到了这项法律的保护范围之内,享有两个月的假期,而且在休假期间,照常发给薪资。

女工为了不失业,自动放弃产假权利

不过,关于长时间的产假,并不是所有女工都像湖南两位女教员一样欢欣鼓舞,《工厂法》的实行也不像报道一般顺利。在《工厂法》实行之后,很快陷入尴尬的处境之中,而成了一场工厂方、政府、女工之间的三方博弈。

工厂主认为,以纺织、手工为主的工厂,本来就女性工人居多,而且多是适育青年妇女,妇女产假过长,而且工厂还要负担女工生育期间的薪水,工厂难以承受这种负担,希望能缩短妇女的产假,少有工厂按照规定给予女工休假和补助,或者干脆把女工辞退,招工时拒绝有娠之妇,这无异于绝了女工的生路,这种尴尬,现如今,也依旧存在。

劳工组织则激进地争取女工休假的权利,希望进一步扩大《工厂法》的适用范围,1932年5月上海工会向南京国民会议提出,适用此待遇的工厂应扩大到雇用20人的工厂,且外资工厂也应该纳入到适用范围之内。

而在生产一线的女工,在努力争取到了休假的权利之后,却很快感受到了来自工厂主和现实的压力。女工为了防止被辞退,不惜隐瞒怀孕事实,甚至出现了怀孕者用布捆绑肚子,坚持上班,许多怀孕女工劳动繁重而流产。《工厂法》的实施并没有给女工的处境带来太多改变,《工厂法》实施前夕,有学者对上海228家工厂进行过调查,有女工的工厂有63家,其中有生育方面待遇的大约占1/3。《工厂法》实施之后,情况也并没有好转,被调查的35家工厂中,其中有13家有女工。有两家工厂均为女工,但雇用的都是未婚女工,女工结婚后即被解雇,这就逃避了法律义务。在余下11家工厂中,有6个工厂规定只酌情给假期,并无工资待遇。有3个工厂只给予产假1月而非8周,工资照发。

女工们通过自己努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产假,就这样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更多的时候,这些假期,不过只停留于纸面上了。

政府在工厂主与女工之间,只能努力寻找着某种平衡,在与工厂主的博弈中,政府作出妥协,1932年,立法院颁布《修正工厂法》,虽然产假依旧保持在8周,但是却接受了工厂主关于女工工作年限的要求,入厂6个月以下的女工,在生育休息期间的工资,减半发给。即使这样,这项规定,依旧推行困难,而对于已婚女工的歧视则进一步加深了。两个月的休假,在那个生活艰辛的年代里,对于生活并不宽裕的女工来说,实在太过奢侈了。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 唐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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